而华东和中南地区则势在必得。按照中石化的战略部署，上海、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要继续扩大规模，其中广州将建成南中国三大石化基地之一。

　　三大石油公司中最小的中海油也没有懈怠。公司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合作投资43亿美元的“中海壳牌”联合化工厂，正在广东惠州市大亚湾进入建设高潮。这一石化项目，着眼于建造世界级现代化的联合化工厂，形成80万吨乙烯裂解、230万吨石化产品的产能。

　　就在国内三大石化企业忙于排兵布阵之时，全球大型跨国石化公司也没有闲着，它们莫不以拓展中国内陆市场视为全球布局之一环，纷纷建设大型石化工业，积极进驻中国。国际石化巨头如埃克森美孚、壳牌、BP、道达尔菲纳埃尔夫、雪佛龙德士古等，几乎都已在中国投入巨资。投资额度最高的BP，在华投资已达45亿美元；壳牌投资额也达17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壳牌、BP亦计划在未来5年再投110亿美元。

　　从油气勘探开发到成品油营销体系，再到炼油以及下游业务，国外巨头的中国渗透战略已经是无孔不入，无怪乎国内石油界流传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说法。而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其对华投资逐步升级为其亚洲发展战略的重点。如巴斯夫公司计划在2001－2005年对亚洲投资45亿美元，这些投资几乎都将投向中国，建成以其在中国南京、上海、马来西亚关丹的大型装置为支柱和基地的亚太地区业务构架。

　　产业布局，不得不提的话题

　　产业布局，当我们触及这个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词汇时，一丝沉重感油然而生。因为从这个词汇，我们看到政府之手在一国范围内配置经济资源的强大力量。倾一国之力，集中建设某一区域，自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打造出一个所谓“基地”，但是违背市场配置资源，必将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浪费。东北五十年风水轮回，足以警示世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确立了把东北建设成重工业基地的重大产业决策。东北，这片白山黑水间丰饶的土地，一时间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推进最快的地区。

　　有分析指出，新中国选择东北作为重工业发展基地，除了比邻前苏联的政治考虑，东北原有的工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铁路运输以及有利的周边贸易环境都促成了重工业中心的诞生。

　　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中央政府利用集权体制的行政命令，调集全国力量支援东北建设。前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其中不少就建在东北，如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东北一直执中国重工业之牛耳，中国的汽车船舶制造、钢铁生产、工业重型装备制造等的相当部分都在东北地区。应该说东北的确曾经有过“共和国装备部”的辉煌。

　　然而，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建成主要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不是民间资本向高效益地区流动的结果，而是不计成本的中央计划的产物。

　　进入上世纪末，东北十年经济发展陷入一种停止甚至衰退的边缘。到1990年，黑龙江、辽宁、吉林３省工业增长率分别倒数全国第二、第四和第五，经济效益也处于落后地位。机制僵化、资源优势丧失、职工大面积下岗等等问题困扰着这片黑土地。这或许是当年的建设者所无法预见的。

　　一个经济中心形成后，自我强化和走向衰落的两种命运都可能存在。一旦技术和市场条件发生变化，该经济中心走向衰弱就无可挽回。时至今日，市场导向已居主导地位，继续靠非经济手段支撑东北的发展，其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不仅到头来难以为继，而且还会使得最终的补救成本更为高昂。

　　周勤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寄托了太多的强国梦想，而强烈“赶超意识”往往转化成“大跃进”式的冒进行为，其突出表现为，政府以计划代替市场，进行产业布局。这一思路从建设东北、“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洋跃进”。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央政府提出了所谓支援“三线”建设计划，大量工业项目，包括重工业，由沿海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造成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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